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尧曰第二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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尧曰第二十

原文

尧曰:“咨

[1]

!尔舜!天之历数在尔躬,允执其中。四海困穷,天禄永终。”舜亦以命禹。

张居正讲评译释

记录者记载的这些都是帝王之道,孔子平时教授学生的就是这些,首先记录的是尧让位给舜时说的话,尧告诫说:“舜啊,自古以来的帝王,都来自天命。如今天命已经落在你的身上了,帝王之位也应该托付给你了。上天既然把天下交给了你,你一定能够治理好天下的百姓,顺应上天的意志。虽然不同的事有不同的道理,但是顺应天命的方法没有别的,只是保持中庸之道罢了。你一定要做到公正无私,在事情发生的时候,遵循最根本的道理,顺应它们各自的情况去解决它们。你要小心翼翼地保持自己的公正无私,不让自己有所偏颇,不使自己过分或者不足,这样才能使百姓高兴,才能够长久地保持帝王之位呀!如果不能保持中庸之道,就会导致政治混乱,使百姓陷入艰苦困难的境地,从而心生怨恨,这样君主就会永远失去帝王之位,所以说能不戒备吗?”之后舜在将帝位禅让给禹的时候,也把这几句话告诉了禹,其中关于保持中庸的训诫,更是一字没改。尧、舜、禹在相互传承时,都是只强调了中庸之道,这就是《洪范》里说的君王处理政事要保持中道啊!如果不能放下了自身的好恶、偏私,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中庸。尧舜禹时政治清明,都是来自中庸之道啊。这难道不应该成为万世尊奉的标准吗?

原文

曰:“予小子履

[2]

,敢用玄牡

[3]

,敢昭告于皇皇后帝:有罪不敢赦。帝臣不蔽,简在帝心。朕躬有罪,无以万方;万方有罪,罪在朕躬。”

张居正讲评译释

这一节记录的是成汤接受天命的事。汤放逐桀之后,告诉诸侯们自己最初向上天请命时的情形,说道:“我小心谨慎地用黑色公牛当祭品,向伟大的天帝祈祷:现在夏王昏庸无道,得罪了上天,上天一定会讨伐他,我应该明确地指出他的罪责,不敢擅自赦免他。贤人君子都是天帝的臣仆,我不敢掩蔽他们,应该让他们入朝为官。对那些有罪或者有德的人,天帝知道应该惩罚他们还是应该奖励他们,我只是遵命上天的意志罢了,怎么敢有私心呢?假如我受到上天的托付,行为却不公平公正,不能替天行道,这就是我的罪责,跟天下百姓有什么关系呢?我甘愿接受上天的惩罚。如果天下百姓有罪,这就是我治理无方,没有做好表率,是我一个人的罪责,不能逃避啊。”君主应该把供奉上天、教化百姓当作自己的职责,所以商汤听从上天的命令讨伐昏君,把百姓的罪责归在自己身上,这是因为他知道作为君主的难处。尧舜禹的言行举止不偏不倚,遵循中正之道,商汤和他们的朝代不同,但是行为是一致的呀!

原文

周有大赉

[4]

,善人是富。“虽有周亲,不如仁人。百姓有过,在予一人。”

张居正讲评译释

这里记载的是周武王承受天命的事。武王讨伐纣王,取得了天下后,没有做别的事,先散发钱财,赈济贫困的百姓,广施恩泽,又奖励善良的人,使他们都富裕了起来。他对好人好事的奖励就是这么公允。武王在最开始誓师时说:“纣王虽然有很多亲人,但是忠臣很少,不如我的大臣们,他们都是仁德宽厚,值得依靠的贤人呀。我既然得到仁德之人的帮助,如果不端正自己、改正错误,就会引起百姓的怨恨,这就是我的罪责呀!”武王对自己的要求就是这么严格。他把财利分给天下人,把罪责归结到自己身上,而他讨伐纣王的行为不过是为了铲除暴君、安定百姓罢了,哪里有一丝一毫自私自利的想法呢?

原文

谨权量,审法度,修废官,四方之政行焉。兴灭国,继绝世,举逸民,天下之民归心焉。所重:民、食、丧、祭。

张居正讲评译释

武王平定天下之后,商朝的政治制度都完全败坏了,武王就扫除积弊,重新整顿了政务。认真检验并审定度量衡器,使轻重大小不再有差错;重新整治礼仪法度,使礼乐政治不再混乱;修复荒废的官制,使官府衙门不再有空缺闲逸。于是政令颁布之后,人人遵守,在全国畅通无阻。扶持前代帝王的后人,恢复他们的国家;承续已经断绝的家族,恢复他们的祭祀;提拔任用被遗忘的贤人,使他们不会被遗漏。于是使得百姓敬仰爱戴,并且心悦诚服地前来归附。周武王知道治理百姓应该重视三件事:食物、丧礼、祭祀。因为食物用来保持生存,丧礼用来送别死者,祭祀用来追忆先人,这些都是最重要的人伦之道。所以他给百姓分配田地,使百姓能生活富裕;制定丧葬祭祀的礼仪,教导百姓孝敬父母长辈,通过这些来稳固国家的基业和增强对百姓的教化。从武王对天下的治理来看,恩泽惠及百姓,就能够使百姓团结一致,国家政治清明,就能使国家繁荣昌盛。武王能顺应上天的意志,公允地对待百姓,也都是这些原因。能说他没有得到尧、舜、禹、汤的传承吗?

原文

宽则得众,信则民任焉。敏则有功,公则说。

张居正讲评译释

记录者详细地记载了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武的事迹,总结说:帝王治理天下,虽然时代不同,制定的政令也各不相同,但是安民治世的方法,大体来说只有宽厚、诚实、勤敏、公平四种。君主应该有包容天下的气度,如果过于严苛急躁,难以宽容别人,就会使下属心生怨恨。如果能宽容地对待别人,心胸像天地一样宽阔,能包容别人的缺点,就会获得人们的敬仰爱戴。为君之道要以诚为本,如果君主为人不诚实,别人就无所适从,臣下也会心生猜忌。如果君主能始终诚实地发布政令,用切实的政令来展现自己的真心实意,百姓就能有所依靠,就会前来归附。君主日理万机,一旦有所懈怠,就会旷废职务,只有励精图治,日夜勤勉,才能整顿纲纪法度,取得成就。君主治理天下,一旦有所偏私,就难以使人信服,只有大公无私,消除自身的好恶,才能在赏善罚恶上合适恰当,使人心悦诚服。这四件都是君主治理天下最重要的方法。从尧舜禹到商汤、文王、武王,用的都是这四种方法,所以才形成了太平盛世呀。但是治理天下最根本的方法还是中庸之道,中庸之道在处理具体政务时就是宽厚、诚实、勤敏、公平。就像《洪范》中说的那样君主要把大中至正之道作为立国的根本,把正直、刚毅、柔克当作治理天下的具体方法。所以做到了正直、刚毅、柔克和宽厚、诚实、勤敏、公平也就能实现中庸之道,它们之间是统一的呀。想要实现太平盛世的帝王应该深入研究这些呀!

原文

子张问孔子曰:“何如斯可以从政矣?”子曰:“尊五美,屏四恶,斯可以从政矣。”子张曰:“何谓五美?”子曰:“君子惠而不费,劳而不怨,欲而不贪,泰而不骄,威而不猛。”

张居正讲评译释

子张问孔子说:“君子出仕做官,怎么做才能处理好政事呢?”孔子告诉他说:“处理政事不止是一种方法,只在于如何判断取舍罢了。有五种美德对处理政事有帮助,你一定要恭敬地遵守它们;有四种恶政会危害到治理,你一定要警戒、杜绝它们。实行善政百姓就能获得福祉,远离恶政百姓就能远离祸患。取舍得当就能处理好政事,这有什么难的呢?”子张听了后问道:“五种美德是什么?”孔子详细地给他解释说:“通常给别人好处自己就会有所耗费,而君子不必耗费自己的物品就能使别人获益无穷。别人获得了好处,而自己也没什么损失,这是第一种美德;通常动用民力会招致百姓的怨恨,而君子虽然动用了民力,百姓却乐于听从驱使,不会心生怨恨。既动用了民力又获得了民心,这是第二种美德;通常人们容易心生贪欲,而君子虽然也有所求,但是他们只追求提高自身的品德,不贪图别人的财物,追求仁德而没有贪欲,这是第三种美德;通常人们容易志得意满、骄傲自大,而君子虽然在生活中安适自得,却不会骄矜放纵,态度安详舒泰却不骄傲,这是第四种美德;通常人们对待别人容易过于严苛,而君子虽然严厉,却不会使人难堪,威严而不暴戾,这是第五种美德。”

原文

子张曰:“何谓惠而不费?”子曰:“因民之所利而利之,斯不亦惠而不费乎?择可劳而劳之,又谁怨?欲仁而得仁,又焉贪?君子无众寡,无小大,无敢慢,斯不亦泰而不骄乎?君子正其衣冠,尊其瞻视,俨然人望而畏之,斯不亦威而不猛乎?”

张居正讲评译释

子张听了五种美德之后,不明白具体的做法,就问道:“给别人恩惠自己一定会有耗费,怎么才能做到给百姓好处,自己却没有耗费?”孔子就列举出实际情况回答说:“通过捐献自己的财物给别人恩惠,这样一定有所耗费。君子则是用天下间的财物给天下的百姓以恩惠,比如田地、树木、牲畜等,君子只是根据百姓的生活状况把这些东西合理地分配给他们罢了,把这些不属于自己的物品分配给百姓,难道不是给百姓好处,而自己却无所耗费吗?不根据百姓的能力役使他们,就会使他们心生怨恨。君子使用民力时,不会影响他们的农业生产,如果要兴建土木,只是选择一些比较紧要的工程,间隔着使用百姓罢了,不肯广泛地兴建土木去劳累百姓,这样百姓怎么会心生怨恨呢?追求不应该追求的东西,就是贪心。君子心里追求的只是仁德,而仁德是一个人原本就具备的品质,追求之后就能得到,是完全符合天理、顺应人心的行为,谁会说这种只求仁德、不慕财利的人贪心呢?安逸舒适的人,大都意志松散,容易放纵自己,所以有骄纵的过失。君子办事时,不论人多人少、事大事小,都兢兢业业、小心谨慎,不敢有任何怠慢,这就是在安适时也能约束自己,不让自己变得狂妄傲慢。这难道不是庄重而不骄傲吗?严苛的人,大都粗暴严厉,所以会过于凶狠。君子则衣冠整洁、仪态端庄、恭敬严肃,别人看到之后都会心生敬畏。这是治理国家者应该具备的仪容体态,是自然而然的表现,不是有意要树立威严,这难道不是威严而不暴戾吗?”用这五种美德对待百姓,就是美好的政治;用来提高自己,就是高尚的品德,这就是应该被重视的五种美德呀!

原文

子张曰:“何谓四恶?”子曰:“不教而杀谓之虐;不戒视成谓之暴;慢令致期谓之贼;犹之与人也,出纳之吝谓之有司

[5]

。”

张居正讲评译释

子张又问说:“什么是四种恶政呢?”孔子解释说:“上位者想要百姓改过向善,就要经常教导他们,不听从教导,才能够对他们动用刑罚。如果平时没有教导他们,让他们知道行善去恶,犯了错就要将他们处死,像这样刑罚残酷,没有怜悯之心,就叫作残暴;想要百姓有作为,就要劝解他们,让他们知道警悟自省,这样才能使他们取得成就。如果平时不劝诫他们,不逐渐引导他们,使他们知道遵守指挥,就要求他们立刻取得成就,像这样过于急躁,缺乏宽容,就叫作急暴;想要对百姓有所要求,一定要先发出指令,限定完成日期,这样百姓才知道抓紧时间完成任务。如果故意延迟怠慢,不做出指示,却严格限制任务时间,导致事情没有如期完成,使他们受到严厉的惩罚。像这样去残害百姓,不是祸害百姓是什么呢;如果别人取得了功绩,就要果断地奖赏他,这样他才会承受恩惠,心怀感激。如果吝惜财物,不舍得给别人重赏,即使勉强赏赐了别人,也不会得到感激,这是为人守财的小官小吏的行为,上位者怎么能这样做呢?这四点是处理政事时应该远离的地方,你也应该警戒呀!”《论语》一书中,孔子多次回答别人如何处理政事,但是都没有这一章的回答清楚明确,美恶并陈,法戒具备。所以记录者在帝王之治后面将这次的问答记录了下来,由此可见,圣人们修养自身、处理政事的方法是一致的呀!

原文

子曰:“不知命,无以为君子也;不知礼,无以立也;不知言,无以知人也。”

张居正讲评译释

孔子说:“君子修身处世的方法固然不止一种,但是重要的地方只在于能够清楚地明白天理人伦罢了。人的吉凶祸福都有定数,只有懂得天命,才能成为安分循理的君子。如果不懂得命运,就会趋利避害,冒险求利,成为无恶不作的小人,怎么能成为君子呢?所以不能不懂命运。礼仪是立身之本,只有懂礼才能规范自己的仪容举止。如果不懂得礼仪,就会在行动时茫然无知、惊慌失措,很难保持自己的品德,从而难以在社会上立足呀!所以不能不懂礼仪。人心的动摇是从语言开始的,知道一个人言语的是非,就大概能知道他人品的高低。如果不知道分辨言语的是非,受到语言的迷惑,就难以分辨别人的是非善恶,就不能真正了解他人,所以不能不懂得分辨言语的是非。知道这三点,就能清楚细致地明白天理人伦,就能具备君子的修身之道了。”《大学》里首先讲的是致知,《中庸》里重点讲的是明善,《论语》里则用知名、知礼、知言来做结尾。因为只有清楚地知道了天理人伦,才能恰当地处理好每一件事,尧、舜、禹互相传授的要旨也不过是用功精深、用心专一罢了。立志于追求圣人之道的人,能不把讲学明理当作自己最迫切的任务吗?

注释:

[1]咨,嗟叹声。

[2]履,商汤的名字。

[3]玄牡,黑色的牛。

[4]赉,恩惠,赏赐。

[5]有司,古管事者之称,职务卑微。这里指小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