子路第十三
子路第十三
原文
子路问政。子曰：“先之劳之。”请益。曰：“无倦。”
张居正讲评译释
子路问怎样管理政事。孔子告诉他说：“管理政事有根本的方法，不能只指责别人，而是应该多反思自己。在改善百姓的行为、品德时，不能只通过言语教导他们，一定要先用实际行动来给他们做表率。如果想要百姓孝敬父母，就应该自己先做到孝敬父母；如果想要百姓尊敬兄长，就应该自己先做到尊敬顺从兄长；想要百姓忠心，自己就不能欺骗别人；想要百姓讲诚信，就应该自己先用真心对待百姓。像这样在每一件事上都给百姓做好表率，百姓看到后自然会心生感触，这样自然能够对百姓实行教化。让民众从事农业生产时，不要只是用命令驱使他们，自己一定要参与劳作，引导他们辛勤劳作。想让百姓辛勤劳作，就在春季视察耕作情况，补助那些种子、耕力不足的百姓；想让百姓辛勤地收割粮食，就在秋季视察收获情况，周济歉收的百姓。鼓励百姓多植树，视察百姓耕作情况的时候，每一件事都要亲自给百姓们做好安排，这样百姓就会互相劝勉，就能处理好政事了了。治理政事的方法，不过就是这两种方法罢了。”子路自以为勇猛过人，他认为处理政事也有很多方法，不是只有这两种，所以请孔子再传授一些。孔子认为勇猛的人喜欢办事却难以坚持下去，所以又告诉他说：“治理政事不在于多说，这些之前已经都告诉你了，没有什么可说的了。办事时，在开始勤劳的人多，坚持到最后的人很少，你只用在这两方面坚持下去，不要懈怠就行了。百姓变得勤劳之后，治理者就要变得更加勤劳；农业兴盛之后，管理者也要变得更加努力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最好的教育时机，才能一直爱护百姓，政事也就可以处理好了。除了这两件事，还能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呢？”不只是官员应该做到这些，君主治理天下，如果没有带头做表率，就难以统率百姓，如果不能坚持下去，就难以完成教化，所以君主更应该注意啊！
原文
仲弓为季氏宰，问政。子曰：“先有司
[1]
，赦小过，举贤才。”曰：“焉知贤才而举之？”子曰：“举尔所知。尔所不知，人其舍诸？”
张居正讲评译释
仲弓做了季氏的家臣，向孔子请教怎么管理政事。孔子告诉他说：“作为家臣，有很多工作要做，如果不提前分配好任务，如何才能督促别人完成呢？所以应该先把各项任务分配给不同的官员，让他们去办理，之后考查他们的处理结果，这样自己不用劳碌事情就能完成了。一个人犯了大错，固然不能够纵容，但是如果犯了小错就被重罚，就是过于严苛而缺少宽容，所以一定要宽容那些小的过错，这样刑罚就不会被滥用，别人也会心悦诚服。如果贤才没有被重用，各方面的事务就一定会被荒废，所以只要发现有品德、有才能的贤才，就一定要重用他们，这样各个职位都有合适的人才去担任，政务就能得到很好的治理，这些就是管理政事的方法。”仲弓又问：“我能够给手下的官员分配好任务，能宽容他们的小错，但是贤才很多，我一个人怎么能辨别全天下的贤才并将他们选拔出来呢？”孔子回答说：“你虽然不能了解所有的贤才，但又怎么会一无所知呢？你虽然不知道，但是别人怎么会也不知道呢？你只用选拔任用那些你知道的贤才就行了，别人看到你诚心举荐贤才，一定会心生感动。那些你不知道的贤才，别人也都会推荐给你，谁肯将贤才舍弃不用呢？”因为执持正道、追求美好的品德，这是人们共同的心愿。举荐自己了解的贤才，通过别人了解自己不知道的贤才，这样就自然不会遗漏了。如果只任用自己了解的贤才，这样就过于狭隘了呀！由此就能看出圣人心地的开阔呀。孔子说的，都是治理政事时最重要的道理，古代贤明的帝王将国家治理得安定清平，依据的也是这些方法。所以处理政务时，要将其分配给各自负责的官员；惩罚因过失而造成灾害的官员时，要宽容他们的小过错；选拔任用官员时，要广泛举荐贤才。这三者当中，举荐贤才尤其重要，能任用贤才，就能政治清明，断案公平。将政务分配给各个官员，赦免他们的小错，都要在任用了贤才之后才行啊。所以说治理天下在于任用贤才，这确实是君主首要的任务啊！
原文
子路曰：“卫君待子而为政，子将奚先？”子曰：“必也正名手乎！”子路曰：“有是哉，子之迂
[2]
也！奚其正？”子曰：“野哉，由也！君子于其所不知，盖阙如也。”
张居正讲评译释
卫灵公将儿子蒯聩驱逐出卫国，蒯聩逃到了晋国。卫灵公死后，蒯聩的儿子姬辄继位为君。姬辄继位后，蒯聩想返回卫国，但是姬辄拒绝他回国，在宗庙祭祀和发布国家政令的时候，都只称卫灵公是自己的父亲，而不认蒯聩，这是继承顺序混乱，名分不正呀！孔子从楚国回到鲁国时，路过了卫国，子路刚好在卫国做官，就问孔子说：“卫国国君仰慕老师你很长时间了，现在看到你来了，一定会态度真诚、礼仪隆重地请您治理国家。不知道老师你要是治理国家的话，会先从哪些事做起呢？”孔子回答说：“君臣父子是最重要的人伦关系。伦理关系混乱，一定难治理好国家，如今卫国国君不认自己的父亲，反而把祖父当作父亲，伦理混乱，名分不正啊。如果让我在卫国治理国家，一定会先正名分，让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明明白白，显而易见。端正名分，是处理政事的根本，是治理国家时最紧迫的任务。”子路不明白这些，没有深入思考孔子的意思，就轻率地说：“有这样做的吗？老师您这是拘泥固执、不识时务呀。治理国家，一定要先做到国家安定、百姓安康才行。至于父子之间的称呼，这是小事，怎么会关系到国家的太平还是动乱，为什么要先正名分呢？”子路的话十分粗野，所以孔子直接斥责他说：“你怎么如此粗野啊，怎么见识如此短浅，言语如此粗俗啊！君子对自己不理解的事，一定会保留疑惑，等待考察询问。现在你不明白我说的话，可以慢慢地询问，你却轻率地认为我说的话不正确，怎么如此粗野啊！”孔子打算详细地给子路讲解为什么要先正名分，所以先这样批评他的粗心、轻浮。
原文
“名不正，则言不顺；言不顺，则事不成；事不成，则礼乐不兴；礼乐不兴，则刑罚不中；刑罚不中，则民无所措手足。”
张居正讲评译释
孔子告诉子路说：“我之所以想先端正名分，怎么是因为迂腐固执呢！因为治理国家的时候，一定要先正名分，之后做任何事都能有条有理。假如名分不正，不是君臣而强行认作君臣，不是父子而强行当作父子，这样发号施令的时候，在称谓上一定不顺当合理。说话不顺当合理，名不副实，言行不一，事情怎么能处理好呢？事情处理不好，行动就会敷衍马虎，无序混乱，礼乐怎么能兴盛呢？礼乐不兴盛，人们的行为就会违反法度，小人免于受罚，君子反而遭受罪责，刑罚怎么能得当呢？刑罚不得当，百姓就不知道应该如何做，而没有容身的地方，又怎么能规范自己的行为呢？名分不正会产生这样大的弊端。由此可见，名分一旦不正，百姓就会无所适从，国家就不能成为国家啊。治理国家的人，怎么能不先正名分呢？”
原文
“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，言之必可行也。君子于其言，无所苟而已矣。”
张居正讲评译释
孔子接着又告诉子路说：“名分一旦不正，说话就不能顺当合理，事情也就办不成，这会造成很大的弊端啊。所以君子在制定名分时，对人的称谓要符合事实，这样才能算是名分，如果称谓不顺当合理，就不能作为名分。在说话的时候，说出来的话一定要能行得通，这样才能算说得明白。如果说出来的话行不通，就不能算是说得明白。名分一定要能说明白，这样才算是名正言顺；说出来一定要能行得通，这样才能说话办事顺利；办事顺利之后才能礼乐兴盛、刑罚适当，这些都是这个道理呀。所以君子治理国家，在言行、名分上，一定要符合实际，不能苟且马虎。一件事情办好了之后，其余的事情就都能办好；一件事办不好，其他的事也难以办好。我之所以想要先端正名分，就是这个意思，你却认为我迂腐固执，你不明白治理国家的关键呀！”
原文
樊迟请学稼。子曰：“吾不如老农。”请学为圃。曰：“吾不如老圃。”樊迟出。子曰：“小人哉，樊须也！”
张居正讲评译释
樊迟认为农事生产是治理国家的根本，就向孔子请教，想要学习种庄稼。孔子说：“种庄稼这件事，上了年纪的农夫最清楚，我不如老农。你想学习种庄稼，请教老农就行了。”樊迟认为种菜比种庄稼容易，就又向孔子请教。孔子说：“种菜的事，上了年纪的菜农最清楚，我不如老菜农。你想学习种菜，请教老菜农就行。”樊迟第二次问，孔子再次这样回答他，这能看出孔子对樊迟不满意啊。等到樊迟退出去以后，孔子又责备他说：“樊迟真是个普通的下等人呀！”因为有身份高贵的人该做的事，有身份卑微的人该做的事，修身齐家以治国平天下，这是身份高贵的君子该做的事，种庄稼种菜凭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，这是卑微的普通人该做的事。樊迟在孔子门下求学，却不学习如何成为君子，而关注种庄稼种菜的事，真是见识短浅、志向卑微啊！所以孔子责备他是一个平庸的人，也是勉励他学习君子应该学的知识啊！
原文
“上好礼，则民莫敢不敬；上好义，则民莫敢不服；上好信，则民莫敢不用情。夫如是，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，焉用稼？”
张居正讲评译释
因为樊迟询问种庄稼种菜的事，孔子既用普通人来责备他，又教导他君子应该怎么做，说：“普通人从事体力劳动，君子从事脑力劳动；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听从上级的命令，从事脑力劳动的人领导地位低下的人，这是天下间最基本的道理。假如身份高贵的人能爱好礼仪，待人接物都符合礼节，百姓看到之后，自然也会变得庄重严肃，会有谁敢不恭敬呢？如果能重视义，恰当合适地做出安排布置，百姓看到之后自然会紧跟着遵守道义，会有谁敢不服从吗？如果上位者能讲究诚信，天下的百姓自然会背着自己的孩子前来归顺。百姓归服之后，就会拿出自己的财物来侍奉上司。在上者安心接受百姓的供奉就行了，又怎么需要自己亲自去种庄稼呢！”这就是君子应该做的事啊！樊迟不明白这些，请教孔子种庄稼种菜的事，是多么鄙陋啊！周公用《无逸》来告诫成王，要知道百姓种地耕作的艰难，樊迟请教孔子种庄稼的方法，孔子却批评他为粗鄙的小人。这是因为君主生活在深宫中，不明白百姓的疾苦，所以周公经常用《无逸》来教导成王。而求学者树立志向的时候，应该用君子来要求自己，不应该在农田耕作这些事上过多劳累。周公和孔子的教导，各自适合不同的情况啊！
原文
子曰：“诵《诗》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达；使于四方，不能专对；虽多，亦奚以为？”
张居正讲评译释
孔子说：“《诗经》之所以能成为经，是因为它表达的是人的真实感情，具备了事物的根本道理，可以验证风俗的美恶和政治的得失，熟读了之后，一定能通达政事。况且《诗经》里的语言温厚平和而不偏激，在讽喻的时候委婉含蓄而不直率，读了之后一定能增强语言能力。如果有人把《诗经》中的三百篇都背得很熟练，这说明读得很多呀。但如果让他处理政务，他却迷茫而不知道如何办事；让他出使外国，他却不能独立交涉，这就是白白地付出努力去背诵，却没有任何收获，即使读了很多诗，又有什么用呢？不和没读一样吗？所以说读得虽多，又有什么用呢？”所以钻研经籍一定要先明白事理，明白事理才能做出适当的决策，如果不能够明白事理，经书读得再多也不过是学了一些没有实际作用的学问罢了，有什么值得尊崇的！不只读《诗经》时是这样，凡是经书里记载的内容，大都是经世致用的经典，包含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法，读经的人应该一件一件地考察领会并亲身实践，才能有收获。不然的话，即使知道得很多，却不会办事。学习古训却没有收获，即使知道很多也没有用啊！善于学习的人能不知道用心研究事理吗？
原文
子曰：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。”
张居正讲评译释
孔子说：“上级教导下属，需要以身作则而不是言语上的命令。如果一个人清楚地知道人与人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，说话时小心严谨，淫声美色也不能使其迷惑，巴结奉承也不会让他动摇，这就是自身端正。如果领导者自身端正，那么百姓就都会受到感化，即使没有命令，百姓们自然也会改过向善，提高自身的品德，不会违背道德。如果领导者自身不正，违背道德伦理，言行不谨慎，容易被美色迷惑，轻易地被奸佞动摇心志，这样百姓自然不会服从，即使领导者恳切地发布命令让百姓做好事，他们也不会服从。”因为上级是下属效仿的对象，上级自身尚且不端正，又怎么去教导下属呢？《大学》里把修身当作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国家的君主能不追求自身的端正吗？
原文
子曰：“鲁卫之政，兄弟也。”
张居正讲评译释
孔子说：“鲁国是周公的后人，卫国是康叔的后人，这两个国家原本就是兄弟。今天看来，这两个国家的政事也像兄弟一样。鲁国因为孟孙氏、叔孙氏、季孙氏三家的僭越而王室衰败；卫国国君姬辄则不认自己的父亲反而将祖父称作父亲。这两个国家的纲纪和法度是一样的废弛，为什么它们衰乱的情形这么相似呢？”孔子思考这两个国家动乱的原因，想要让他们回到太平盛世，但是不被重用，难以挽救衰败，所以只能这样感慨叹息。
原文
子谓卫公子荆
[3]
：“善居室。始有，曰：‘苟合矣。’少有，曰：‘苟完矣。’富有，曰：‘苟美矣。’”
张居正讲评译释
孔子说：“人的嗜好与欲望过多，就会贪得无厌。卫国的公子荆在管理家庭的时候，做得就很好呀。公子荆在刚开始的时候很贫穷，后来才变得富裕。他在贫穷的时候，在居住和饭食方面，非常的简单。如果别人在这种情况下，一定会想要变得富有。他却说：现在差不多已经够了呀。刚开始有一点富有的时候，他心里就已经满足而不再继续求取了。之后渐渐多了一些，如果换作别人，一定会追求齐全完备。他却说：我现在已经差不多完备了呀！再稍微有一点富有的时候，他心里就已经满足，而不再继续求取了。等到了富裕充足却还不算完美的时候，他却说：我如今已经完美了呀。他心里感到自己的生活无比完美了呀！从公子荆觉得够到觉得完备，由觉得完备到觉得完美能看出他安于所处的各种境遇，没有过分的贪求。从他认为自己的钱财差不多够、差不多完备、差不多完美能看出他的节制，不贪求钱财上达到完美。公子荆这样操持家务，很贤德啊！”人活在世上，没有比贪心更大的缺点，没有比知足更可贵的品质。这里所说的知足，是说为当前感到满足，而不是说到达一定目标后再满足。如果在心里给自己制订了目标，那就难免想着一定要实现。子荆在刚开始有一点的时候，不想着再多一点；在稍微多一些的时候，不追求富足，每时每刻都感到满足，从不主动去谋求财物。如果不是清心寡欲，不会被外物影响的人，谁能做到这样？所以孔子认为他很贤德，说他已经接近道了。
原文
子适卫，冉有仆。子曰：“庶矣哉！”冉有曰：“既庶矣，又何加焉？”曰：“富之。”曰：“既富矣，又何加焉？”曰：“教之。”
张居正讲评译释
孔子周游列国，到了卫国的时候，冉有为他驾车。孔子看到有很多百姓，就说：“卫国的人口真多啊。”冉有问道：“管理国家的人都想要人口多起来，但是不知道人口多了之后，应该如何管理呢？”孔子回答说：“人口众多却不富裕，百姓就难以生存下去，最后一定会离开，怎么能长期保持人口众多呢？一定要给百姓们分配好田地，轻徭薄赋，让他们丰衣足食，不用担心生活贫困，这样人口就能一直多下去，国家也会变得富裕。这是治国者让百姓富裕的措施，应该在人口多了之后实施。”冉有又问说：“管理国家的人自然是想要百姓富裕。但是不知道百姓富裕了之后，应该怎么做呢？”孔子又回答说：“富裕了之后不实施教化，百姓在食饱衣暖后就容易产生纷争，这样怎么能长期保持富裕呢？一定要设立学校，教导礼义，让百姓们知道孝敬父母、尊敬长辈，形成仁德礼让的社会风气，这样国家就不只是富裕，而能够成为政治清明的国家了。这是治国者端正百姓德行的政务，应该在百姓富裕之后实施。”圣贤的问答之间，就已经包含了君主治理天下的方法和实施的次序，这难道不应该被万世效法吗？
原文
子曰：“苟有用我者，期月
[4]
而已可也，三年有成。”
张居正讲评译释
孔子有挽救世道的志向和治理国家的才能，却得不到重用，所以感慨说：“如今，没有重用我的人。如果有人任用我来治理国家，只用一年，我就能革除弊病，使国家兴盛，让国家的纲纪法度变得有理有序，让人们初步看到治理的成效。三年之后，我就能实施教化，改善社会习俗，使百姓生活富裕，品德提升，让人们能看到显著的治理效果。”可惜孔子没有被重用，只能通过议论来表达自己的志向了。
原文
子曰：“善人为邦百年，亦可以胜残去杀矣。诚哉是言也！”
张居正讲评译释
孔子说：“古人说：心地仁厚的人治理国家，经过一百年，就能积累深厚的功德，使国家一片和气，也能将性格残暴的人感化，让他们变得善良，不用刑罚杀戮就可以治理好天下。古人说得真对，就是这个道理呀！”百姓都是善良的，他们之所以为非作歹受到刑罚，怎么会是因为不讲仁义呢？只是上位者没有教导感化他们罢了。心地仁厚的人治理国家，虽然不一定都能做到树立德行、建立功业、阐明礼乐，但只要善良的品德积累了下来，就能教化百姓，废除刑罚杀戮，只是这个治理过程一定要前后一致地保持一段时间。如果是圣人治理天下，就不需要等一百年这么长的时间，取得的效果也远比这些要好。
原文
子曰：“如有王者，必世
[5]
而后仁。”
张居正讲评译释
孔子说：“心地仁厚的人治理国家一百年，能够使残暴的人感化向善，从而废除刑罚杀戮，但这只不过是中等的国家罢了。安定昌盛、教化大行的时世，治理国家的人给予百姓仁爱恩德，让他们普遍受到教育感化，把天下的治理当作一个人的话，只有血气流动能够贯穿全身，才能叫作仁政。如今没有圣明的君主，百姓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感受到恩泽了。如果圣人受命治理国家，想在天下实行仁政，也不会短时间就有效果。一定要渐渐地积累，用仁心仁政培育百姓，三十年之后，深厚的仁爱和恩惠才能被广泛给予百姓，让他们普遍受到仁政的感化，过上和乐自得的生活。这怎是短时间就能达到的呢？”由此可见，如果不是圣人就难以施行仁政，如果时间过短就难以实施圣人的教化。所以只有尧舜和成周时期的太平盛世，才能够称得上是实现了仁政。希望治理天下的帝王能知道如何去做呀。
原文
子曰：“苟正其身矣，于从政乎何有？不能正其身，如正人何？”
张居正讲评译释
孔子说：“从事政治就是使人的行为端正，端正别人的根本在于端正自身。假如一个人能内心存仁，行事循义，遵守礼法，使自身端正，那么就会被别人效仿，很容易影响引导别人，他在管理政事端正他人的时候有什么困难呢？如果从事政治的人自身不端正，那么怎么能作为表率，领导别人，使别人端正呢？”
原文
冉子退朝。子曰：“何晏
[6]
也？”对曰：“有政。”子曰：“其事也。如有政，虽不吾以，吾其与闻之。”
张居正讲评译释
冉有给季氏做家臣，从季氏那儿退朝回来，前来拜见孔子。孔子问他：“今天为什么回来这么晚呀？”冉有回答说：“刚好有国政需要商量，所以回来晚了。”孔子说：“这一定是季氏家的私事，不是国政。如果是国政，我曾经做过大夫，虽然现在已经辞官，但还是会知道的。现在我既然没听说，这就不是国家的政务呀。”当时季氏在鲁国把持朝政，他不在朝堂上同其他大臣商议政事，而是和家臣在自己家里谋划。所以孔子假装说不知道有国政，是为了端正名分，批评季氏，并且有教育冉有的深意啊。
原文
定公问：“一言而可以兴邦，有诸？”孔子对曰：“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。人之言曰：‘为君难，为臣不易。’如知为君之难也，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？”
张居正讲评译释
鲁定公问孔子：“治理国家的关键，不在于话多，那么有一句能使国家兴盛起来的话吗？”孔子回答说：“使国家兴盛，需要很大的功夫啊！一句话很难达到这样的效果。但是也有近乎这样的话，有人说过：‘做君主很难，做臣子也是很不容易的。’君主身份高贵，任赏任罚，自己一人说了算，好像没什么难的。却不知道君主一个人既关系到天命的选择，又关系到人心的向背。一个想法不严谨，或许就会让天下人受到困扰；一时不谨慎，或许就会招致无穷的灾祸，做君主难道不难吗？臣子有固定的职责，按照自己的本分做事就行，好像很容易。却不知道臣子侍奉君主的时候，既要帮助君主承担天命，又要辅佐君主团结民心。侍奉君主稍微有一点过失，就有旷废官职的责任；如果不能给百姓带来恩泽，就会旷废职守的过失，做臣子怎么容易呢？人们说的是这个意思啊！君主不感到为难，国家就难以兴盛。假如君主真的感到了困难，兢兢业业地治理国家。修养自身时不敢有任何放肆的想法；治理百姓时不敢有任何的疏忽。君主通过自己这样的行为来引导臣民勤勉工作，共同完成困难的任务。这样，君主的品德就会日渐清明，政事的处理就会日渐恰当，既能得到上天的眷顾，也能受到百姓的爱戴，国家一定会兴盛呀。所以做君主难这句话，难道不是能使国家兴盛的训诫吗？您既然立志想要振兴国家，也应该注意一下这句话呀！”
原文
曰：“一言而丧邦，有诸？”孔子对曰：“言不可以若是，其几也。人之言曰：‘予无乐乎为君，唯其言而莫予违也。’如其善而莫之违也，不亦善乎？如不善而莫之违也，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？”
张居正讲评译释
鲁定公又问：“一句话能使国家强盛，我已经知道了。一句话就能使国家灭亡，也有这样的话吗？”孔子回答说：“使国家灭亡，这是很大的灾祸呀。一句话很难必然让一个国家灭亡。但也有接近这样的话，有人说过：‘我做君主没什么可高兴的，所高兴的只是我的命令大臣们都要听从，没有人能违背。’这就是当时人们的话。现在说来，君主的命令臣子固然要听从，而不能违背，但是也要看君主说的是什么。如果君主说得对，对百姓、对国家有好处，臣下自然要听从命令，不能违背，这样百姓能够感受到福祉，国家也能安定，这不是好事吗？如果君主说得不对，对百姓、对国家有害，臣下却不敢违背，那么百姓一定会遭受灾祸，国家也一定会发生危险，就难以维持下去了。所以‘我说的话没有人敢违背’这句话，不就能使国家灭亡吗？”国家的衰败，不是因为那些琐碎的小事，而是从这句话开始的呀。《大学》里说的“国君说错一句话，就可能会让事情失败；国君谨慎处理，就可以让国家安定”也就是这个意思。君主仔细观察一个国家兴盛的原因，鉴戒一个国家灭亡的原因，就能够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呀。
原文
叶公
[7]
问政。子曰：“近者说，远者来。”
张居正讲评译释
叶公问孔子怎么管理政事，孔子说：“管理政事的方法在于得民心。如果能让近处的百姓感受到恩惠而高兴，使远方的百姓听到自己的名声前来归附，那么就是好的管理政事的方法呀。百姓虽然愚钝，但是也会变得非常聪明。如果管理者实施的政令没有让百姓感受到实惠，只想用小恩小惠来骗取名声，那么自己周围的百姓尚且不会信服，更何况远处的百姓呢？”这也是孔子的言外之意呀。
原文
子夏为莒父
[8]
宰，问政。子曰：“无欲速，无见小利。欲速，则不达；见小利，则大事不成。”
张居正讲评译释
昔日子夏当了莒父的邑宰，问孔子怎样办理政事，孔子说：“处理政事时容易遇到两个弊端。急躁的人刚开始办事就要立刻看到成效，这是性急图快的弊端。你办理政事的时候，一定要稳步推行，不能急切地要求取得成效。见识短浅的人，贪图小利而没有长远的目光，这是目光短浅的弊端。你处理政事的时候，一定要有远大的志向，不可以因为很小的收获就自我满足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处理政事时重要的在于取得成效，但是一定要逐步推进才能取得成效。如果性急图快，就会因为过于急切而不循序渐进，反而不能取得成效，这就是为什么不能性急图快。处理政事时要想着取得大成就，志向远大，就不会顾及琐碎的小事。如果满足于蝇头小利而没有远大的追求，就是因小失大。这就是为什么不能贪图小利呀。”因为子夏一直有目光狭小的缺点，所以孔子这么教导他。其实处理政事的方法，也不过就是这些。
原文
叶公语孔子曰：“吾党有直躬者，其父攘羊，而子证之。”孔子曰：“吾党之直者异于是。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，直在其中矣。”
张居正讲评译释
楚国大夫叶公对孔子说：“我家乡有一个正直无私的人，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，他证实了这件事。父子之间的关系如此亲密，他尚且没有替父亲隐瞒，这就能看出他的正直呀。”孔子说：“我家乡也有正直的人，不过和你说的不一样。儿子犯了错误，父亲替他隐瞒，不让别人知道；父亲犯了错误，儿子替他隐瞒，不让别人知道。父亲和儿子互相隐瞒，虽然算不上正直，但顺应天理，合于人情，行为虽然歪曲，但在道理上正直合理，虽然没有追求正直，但是已经符合正直的要求了呀。如果父亲和儿子互相举报，就既违背了天理，又不符合人情，怎么能是正直呢！”由此可以看出，道不能远离人情，做事必须要符合天理。违背常情来求取名誉，标新立异来显示自己的高明，世俗的人仰慕这些，而圣人则不认可这种做法。后世在评判事理和人物时，应该把孔子的话当作准则。
原文
樊迟问仁。子曰：“居处恭，执事敬，与人忠。虽之夷狄，不可弃也。”
张居正讲评译释
樊迟问孔子：“怎么做才算是仁呢？”孔子回答说：“仁在心中，体现在每一件事上。所以追求仁的时候，应该在每一件事上都反省约束自己。平时生活中，不是闲居，就是办事，不是办事，就是接待他人。如果有一点不小心，就会违背天理，不能达到仁了呀。在日常生活中，保持端庄恭敬，不能有任何怠慢，这样就是在闲居时保持规矩；在办事的时候，严肃谨慎，不能有任何疏忽，这就是办事认真；在和别人相处的时候，诚恳待人，从不欺瞒，这就是待人忠厚。求仁者必须要衷心地信服这三个方面，不能有任何违背，不但在平稳、顺利的境遇下遵守，即使到了落后的地方，遭受了灾难，也要在居处上规规矩矩，办事时严肃认真，待人时忠厚诚实，一点也不违背这些要求。这样将仁一直保持下去，并且贯穿在自己的所有行为中，这不就是做到仁的方法吗？”
原文
子贡问曰：“何如斯可谓之士矣？”予曰：“行已有耻，使于四方，不辱君命，可谓士矣。”曰：“敢问其次。”曰：“宗族称孝焉，乡党称弟焉。”曰：“敢问其次。”曰：“言必信，行必果，硁硁然，小人哉！抑亦可以为次矣。”曰：“今之从政者何如？”子曰：“噫！斗筲之人，何足算也。”
张居正讲评译释
子贡问孔子说：“百姓被分为士、农、工、商四类，士是排在第一位的，士的称号很难获得呀。怎么做才能被称作士呢？”孔子说：“节制自己的言行是为人的根本，才能是经世致用的工具。如果在自己做事的时候，把道和义当作自己基本的行为准则，凡是不符合道义的事，就因为感到羞耻而不去做，这就是有了作为士的基础。在奉命出使别国的时候，能够在面对诸侯的时候随机应变，不辱使命。像这样有所为，有所不为才能被称作士。”子贡又问：“全才不容易得到，对人也不能求全责备，有次一等的士吗？”孔子说：“德才兼备的士固然很可贵，但是与其一个人品行不端，那么宁可他才能不足。如果有人孝敬地侍奉父母，族人都认为他孝顺；恭敬地对待兄长，家乡人都认为他尊敬兄长，这样的人即使才能不足，但是做人的根本没有丢失，可以被称作次一等的士。”子贡又问：“人的品类不一样，次一等的士并不是没有，但是有没有再次一点的士？”孔子说：“人不能固执己见，但是与其一个人放纵任性，那么宁可他固执。如果有人对说的话不辨是非全部都要做到；对做的事不管是否可行一定要得到结果，这就是气量狭小、固执浅薄的人呀。这样的人在做人上虽然不值得被赞赏，但是也不妨碍他保持自己的操守，或许能被称作再次一点的士。”子贡又问：“现在执政的官员们怎么样呢，有能被称作士的吗？”孔子叹息着说：“这些都是庸俗鄙陋的人，就像一斗二升的竹器一样，没有什么容量，有什么值得谈论的？”由此可见，评价士时要以才能品德为标准，选择人要先依据品行。如果一个人品行端正，那么即使他是固执浅薄的普通人，也不会被孔子抛弃，不然，那些品行恶劣的人即使有很高的才能，也不会被称作士。君主在选择任用人才的时候，应该分辨好这些呀！
原文
子曰：“不得中行而与之，必也狂狷乎！狂者进取，狷者有所不为也。”
张居正讲评译释
孔子说：“中庸是最高的道。能够得到既没有过头又没有不足，一直顺着中正之道前进的士，传授给他们知识，这固然是我的愿望。但是百姓中很少有奉行中庸之道的人了，我找不到这样的人呀。但是道不能没人托付，降低一下标准寻找那些能教导的人，一定要选那些狂妄的人和孤傲的人。狂妄的人志向远大却不干实事，孤傲的人耿直方正却与常人不合，这些人的性格都不符合中庸之道，我为什么还要选他们呢？有一种人忠厚谨慎，他们知道约束自己，不让自己犯错；待人平和，能同人们和谐相处，就像符合中庸之道一样。但是这种人品位低下、志向短浅，办事简单粗鄙，缺乏独立的品德操守，难以追求道。只有那些狂妄的人，目光远大，虽然行为上有不合适的地方，但是他们的前途不可限量。那些孤傲的人爱惜自己的名誉，一定不会做出违背礼仪的事，虽然他们可能知识不足，但是能保持品节不受到任何影响，我是因为他们的志向和品节才愿意培养教育他们的。我会使狂妄的人变得踏实忠厚，帮助他们追求志向；使孤傲的人变得恢弘通达，增加他们的学识。这样现在狂妄孤傲的人也会变得中正平和，符合中庸之道，我的道就有希望寄托下去了呀！像那些拘束谨厚却目光短浅的人，不是我想传授的人。”孔子所说的中正之道，就是《洪范》里所说的平康正直，狂妄孤傲者就是《洪范》里说的明智而又深藏不露的人。完全符合中庸之道的人很难得，所以不得不用那些狂妄孤傲的人；太平盛世也不常见，所以不得不通过治理来实现。圣人教导弟子和帝王治理天下，方法是一致的。治理天下、实施教化的人应该注意这些。
原文
子曰：“南人有言曰：‘人而无恒，不可以作巫医。’善夫！”“不恒其德，或承之羞。”子曰：“不占而已矣。”
张居正讲评译释
孔子说：“南方人经常说：‘做人要有恒心，如果一个人没有恒心，办事就会时作时歇、不能持久，从而有始无终；和人交往时就会反复不定，变化难测。这样的人，即使是巫师、医生这样普通的工作也做不好。’因为巫师需要同鬼神交流，没有恒心，就缺乏诚意，神灵就不会享用祭祀；医生关系到病人的生死，没有恒心，就难以精通自己的专业，对人的医治就不能取得成效，所以南方人才这么说。这些话虽然很普通，但确实很有道理，说得不是很好吗！不只是南方人这么说，《周易·恒卦》中也说：人如果不能长久地保存自己的德行，不仅自己会感到愧疚，而且会遭受他人的羞辱呀。”孔子引用了这些话之后又说：“《周易》里有如此明显的训诫，那些缺乏恒心的人只是没有占卜过罢了。假如占卜过，怎么不会警醒悔悟呢。”由此可见天下没有难办的事，人贵在有恒心。君子长久地保持自己的品德，就能够成为圣贤；圣人长久地保持自己的学问，就能够使天下感化。如果为人草率粗疏，办事不肯坚持，那么做什么事都难取得成功。
原文
子曰：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。”
张居正讲评译释
孔子说：“君子和小人内心的想法不一样，所以他们和别人相处时也不一样。君子内心公正无私，在同别人相处的时候恭敬谨慎，没有任何的乖悖违戾。既不凭借权势压迫别人，又不因为争夺利益去陷害别人，君子的做法是多么和谐呀。君子虽然和别人和谐相处，但是却不和别人同流合污。应该保持公正的时候，就坚持朝廷的法度，不肯屈服；遇到不合理的事情时，就遵守圣贤的教诲，不肯迎合迁就。这自然和那些不辨是非就同别人保持一致的小人不一样呀。小人内心偏私，他们同别人相处是为了获取好处，经常想着同他人勾结。小人在同他人相处的时候，会放宽刑法来迎合自己的党羽，违背道义来照顾别人的情面，小人的行为是多么一致呀。只看起来好像是保持一致，其实是没有讲求协调。小人有了威势的时候就凭借权势压迫别人；遇到利益的时候就为了谋求利益而互相迫害。他们从来不会同心协力，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努力。”由此可见，和谐和同流合污表面上看起来相同，但其实是不一样的。出于公心就是和谐，出于私心就是同流合污，这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，这关系到世道的盛衰。君主在录取或罢免官员的时候，应该慎重地分辨好这些呀。
原文
子贡问曰：“乡人皆好之，何如？”子曰：“未可也。”“乡人皆恶之，何如？”子曰：“未可也。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，其不善者恶之。”
张居正讲评译释
子贡问孔子说：“公道来自众人的评论。如果有一个人，全乡人都称赞他好，这样的人真的是贤人吗？”孔子回答说：“一个乡里不一定都是好人，人人都称赞他，怎么知道他没有和那些坏人同流合污？不能认为他是贤人呀。”子贡又问：“正直的人都不愿意和俗人同流合污。如果有一个人，全乡人都憎恶他，他能算是贤人吗？”孔子回答说：“一个乡里不一定都是坏人，所有人都厌恶他，怎么知道他不是品行不端的骗子呢？也不能认为他是贤人呀。喜爱或厌恶一个人，不在于所有人都一样，而对一个人好和坏的判断，依据的是自己的好坏，与其把全乡人都称赞的人当作贤人，不如只把受到好人称赞的人当作贤人；与其把全乡人都厌恶的人当作贤人，不如只把受到坏人讨厌的人当作贤人。好人遵循天理，得到人们的称赞之后，一定会因为别人和自己一样而高兴。坏人贪图私利，在受到别人的厌恶之后，一定会因为别人和自己不同而怨恨。一个人既能被君子信任又不和小人同流合污，这样才能算是贤人，你还有什么疑问吗？”由此就能看出应该如何观察一个人，如果只选择人们共同喜爱或厌恶的人，难免会受到民意的遮蔽；分别进行核查的话，一个人实际的品行自然就难以遮掩。想要评判官员和人才，就更应该把圣人的话当作标准。
原文
子曰：“君子易事而难说也。说之不以道，不说也；及其使人也，器之。小人难事而易说也。说之虽不以道，说也；及其使人也，求备焉。”
张居正讲评译释
孔子说：“为君子办事很容易，但很难取得他的欢心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君子内心公允且宽容。内心公允，则爱好一定会依据正道，如果别人不按正道讨他喜欢，用钱财、美色等去迎合他，他一定会严词拒绝而不会感到高兴，取得君子的欢心不是很难吗？心怀宽容，就能做出合适的取舍，即使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，而在使用别人的时候，又能够量才施用，即使才能平庸的人，在君子那里也能被充分地任用，为君子办事不是很容易吗？所以说为君子办事很容易，但很难取得他的欢心。对于小人，就很难为他们办事，反而很容易取得他们的喜欢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小人的内心偏私刻薄。内心偏私，那么喜好就不会依据正道，只喜欢谄媚的话和放荡的行为。人们用钱财、美色去迎合他，投其所好，他立刻就会顺从，讨他的欢喜不是很容易吗？内心刻薄，就不能做出合适的取舍，虽然很容易亲近他，但是他在用人的时候，会对人期望很高，要求很多，不重视别人的优点，而只是求全责备，盯着别人的缺点不放，给他办事难道不困难吗？所以说很难为小人办事，反而很容易取得他们的欢心。”总之，君子喜欢别人做事遵循正道，小人喜欢别人顺从自己；君子爱惜人才，所以人才很乐意被使用；小人则轻视人才，所以正直的人渐渐远离，而奸邪的人渐渐亲近他们。君子和小人在天理和人欲方面总是相反，需要任用人才的帝王能不慎重分辨吗？
原文
子曰：“君子泰而不骄，小人骄而不泰。”
张居正讲评译释
孔子说：“君子和小人内心的想法不一样，所以他们的气概也有差别。君子用道德来提升自己，所以内心平和、气概宽广、体态安详，人们只能能够看到他们安然自得的样子，什么时候有过傲慢自负或者骄纵狂妄呢？小人则凭借自己的才能权势，志得意满，心高气盛，人们只能够看到他们骄傲自夸、自我满足的样子，他们怎么能做到从容不迫、安静泰然呢？”安静坦然看起来像傲慢无礼，但品德高尚的人和傲慢逞能的人自然是有很大差别的；傲慢无礼看起来像安静坦然，然而倚仗权势和倚仗道理是有很大差别的。想要知道君子和小人的差别，看这些就够了呀。
原文
子曰：“刚、毅、木、讷，近仁。”
张居正讲评译释
孔子说：“仁是一个人内心的品德，原本是每个人都具备的。但是天性懦弱、意志消沉的人，难以战胜自己内心的私欲；口舌便利、善于伪装的人，经常在向外驰求时迷失自我，这些人离仁很远呀。至于那些刚强的人，强劲不屈；坚毅的人，坚韧不拔；朴实的人，质朴无华；谨言的人，反应迟钝却不巧言谄媚。这四种品质，虽然不一定能到达仁的要求，但已经接近于仁了。为什么呢？刚毅，就不会屈服于私欲，私欲少了之后，自然就能遵循天理。木讷，就不至于向外驰求，自然能够保存自己内心的品德操守，这不是接近仁吗？拥有这些品质的人，如果能勤奋学习，自强不息，那么就很容易做到遵循天理，和仁保持一致，岂止是接近仁呢！不然的话也是白白拥有美好的品质，最终也难以实现仁，这非常可惜呀。”
原文
子路问曰：“何如斯可谓之士矣？”子曰：“切切偲偲
[9]
，怡怡
[10]
如也，可谓士矣。朋友切切偲偲，兄弟怡怡。”
张居正讲评译释
子路问孔子说：“士，是美好的称谓，怎样才能被称作士呢？”孔子说：“士可贵的地方在于中正平和的品质。如果一个人在立身行事、处事待人的时候，任性妄为、肆意妄言，或者过于严厉让人难以接近，这都不是士呀。一定要情真意切，诚恳待人，和朋友互相督促勉励，相互促进，与人相处时容貌温和，和蔼可亲，如果没有很高的修养，就不能做到恩义兼顾，刚柔并济，只有做到了这些，才能被称作士呀。然而这些也不能不分对象，胡乱施予别人，如果和朋友相处，就应该相互敬重，互相勉励规劝；和兄弟相处，就应该和颜悦色，显示兄弟之间的情义。朋友相交是因为志同道合，就可以互相劝勉从善，如果也这样对待兄弟，怎么能不破坏兄弟间应有的恩情呢？兄弟之间是因为恩情才在一起，应该互相亲近，如果这样对待朋友，怎么会不互相奉承呢？”由此可见，道理是固定不变的，但是这些道理的适用情况却不是固定的，即使知道这个道理，却不能善用它，这也会影响到品德呀。既能明白最根本的道，又能在合适的时候使用，这才是正确的做法呀。
原文
子曰：“善人教民七年，亦可以即戎矣。”
张居正讲评译释
孔子说：“品德高尚的人忠诚老实，毫不虚伪。所以他们在教导百姓时内心真诚，能够将情意传达给百姓；施行的都是切实的政令，能够振兴国家的朝政。或者教导百姓孝弟忠信，让他们知道尊敬君主、亲近长辈；或者教导百姓务农习武，让他们知道如何上阵杀敌。教导百姓七年之后，就也可以让他们身披铠甲，手持利剑，去当兵作战了呀。”孔子说的也可是只能够的意思，更深层的意思是如果有圣人教导百姓，国家自然能够天下无敌，又岂止是让百姓能够当兵作战，而又怎么需要七年的时间呢！
原文
子曰：“以不教民战，是谓弃之。”
张居正讲评译释
孔子说：“打仗是生死攸关的事，战争也非常危险。如果平时没有对百姓进行过教导，百姓就不知道如何尊敬君主、亲近长辈和上阵杀敌。一旦让他们去打仗，只不过是害他们罢了，这不叫抛弃他们叫什么？”这两章总的是说对待战争不能不慎重。虽然天下太平，但如果忘记了战备就一定会产生危机，所以古时候的帝王在太平时期，也不忘记警惕戒备，通过教导百姓作战和整顿军备来防备难以预料的危急，就是这个原因呀。
注释：
[1]有司，官吏。古代设官分职，各有专司，所以称为“有司”。
[2]迂，拘泥固执。
[3]公子荆，春秋时期卫国的大夫。
[4]期月，一整年。
[5]世，三十年。
[6]晏，晚。
[7]叶公，沈诸梁，芈姓，沈尹氏，名诸梁，字子高，春秋末期楚国军事家、政治家，约生于公元前550年。因其被楚昭王封到古叶邑（今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叶邑镇）为尹，故史称叶公。
[8]莒父，鲁国的一个城邑，在今山东省莒县境内。
[9]切切偲偲，亦作“ 切切节节 ”。相互敬重，切磋勉励。
[10]怡怡，容貌和悦。
